中央红军长征，途经十一个省，行程两万五千里。在前面堵截红军的，是各省的地方军，而在后面“追剿”的，是薛岳率领的十万中央军。

　　从江西到大西南，薛岳追了红军两万里，在与中央红军的作战中未有胜绩，但却在之后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。

　　北路军：中央军，这里是主攻方向，总司令顾祝同，下设三路军。第一路总指挥顾祝同（兼），副总指挥刘兴；第二路总指挥蒋鼎文，副总指挥汤恩伯；第三路总指挥陈诚，副总指挥薛岳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“围剿”成功后，派谁去继续“追剿”红军这件事，蒋介石在北路军中有6个人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，为什么最后选了薛岳呢？

　　因为，在蒋介石的计划中，“追剿”红军只是一部分，而另一部分，就是趁着红军与地方军阀发生冲突时，用中央军随后介入的方式，来取得对该省的控制权。

　　这一招，并不新鲜，类似于历史上的“假道灭虢”，所以，各地军阀心里都清楚。

　　蒋介石在权谋上还是很有一套的，他安排薛岳领军“追剿”，就为了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打消各地军阀的顾虑。

　　因为上述6个人中，顾祝同、蒋鼎文、陈诚都是黄埔嫡系，汤恩伯也一直是中央军嫡系，只有刘兴和薛岳，分别出身于湘军和粤军。

　　安排自己的亲信嫡系“追缴”红军，更容易引发地方军阀的紧张情绪，所以最后就是在刘兴和薛岳中选择。

　　薛岳的“优势”更明显，因为他曾是亲共的，还反过蒋，但后来又彻底转向，成为了陈诚“土木系”的得力干将。简单来说，薛岳的身份兼顾了“对地方军阀的迷惑性”和“对蒋介石的忠诚性”。

　　蒋介石确实“慧眼识才”，薛岳最终不辱使命，而刘兴在1949年跟随程潜在湖南起义。

　　所以，要理解蒋介石的这个选择，就需要梳理一下，薛岳是如何从“亲共”变成“”，又从“反蒋”变成“拥蒋”的。

　　薛岳第一次在“大历史事件”中留名，是1922年6月的陈炯明广州兵变，叛军围攻了孙中山。

　　这“三剑客”都毕业于同一所学校：广东陆军小学堂，而且是同期：1912年入学的第六期。（小学堂是初级军校的意思，新中国开国大将张云逸入读于该校二期。）

　　薛岳在陆小最好的朋友不是叶挺或张发奎，而是邓士章。邓士章有个胞兄名叫邓士元，就是粤军中著名的革命家邓铿。当时孙中山麾下有两位核心的军事将领，一位是邓铿，另一位是朱执信。

　　正是在邓铿的影响下，薛岳等人（包括张发奎）参加了反袁的二次革命，薛岳于1914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（中国的前身）。

　　这一年，叶挺入读了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（中级军校），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位同乡兼“陆小”学长，著名的邓演达。1918年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后，加入了粤军，即是缘于邓演达将他引荐给了时任粤军司令部参谋长的邓铿。

　　邓铿在陈炯明叛乱之前，就已遇刺身亡，死因至今成谜。但很明显，邓铿、邓演达等领袖对“三剑客”有着很深的影响。

　　叶挺，后来成为了战将；张发奎，在南昌起义前一直是同情的；而薛岳，在1927年差点扣押了蒋介石。

　　北伐时期，叶挺和张发奎都在第四军（粤军），但薛岳却在黄埔系的第一军第一师任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，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方面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政治教官，苏联共产国际提供了办学资金，而方面对军校的资助，大多数来源于于粤军。

　　而薛岳，便是当时粤军向黄埔军校调拨物资的负责人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，薛岳可谓两袖清风，高效务实，自然就赢得了蒋介石的好感。

　　国民革命军组建，薛岳被任命为第四军代参谋长，或许是因为这个“代”字，或许是想冲到第一线去立战功，薛岳便利用和蒋介石的关系投到了第一军。

　　北伐打南昌城，第一军出了件“大丑事”，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丢下队伍逃跑了…这个王柏龄是蒋介石当时的第一亲信，何应钦入教黄埔的介绍人，这让蒋介石很丢面子。好在有薛岳，在危难之际收拢残部，稳定军心，才保住了第一师的班底。薛岳也因此升任第一师中将师长。

　　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除了蒋介石，另一个“积极分子”是白崇禧和他的第七军。那么，蒋介石为什么不用他的嫡系第一军呢？

　　因为，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受影响最深的，除了第四军，就是第一军，其中就包括第一师师长薛岳。

　　薛岳明确说反对枪杀（不反对逮捕）。据说，在蒋介石准备把第一师调离上海前，薛岳曾专门跑去中央的驻地，提出要把蒋介石扣押起来。但后来因为共产国际的犹豫，这个计划也就没有实施。

　　为此，薛岳在“四一二”后被逐出了第一军，于是他回到广东，投奔了粤军李济深部。

　　薛岳和张发奎从“左倾”到“”，都是在1927年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期间。

　　南昌起义后，叶挺、贺龙率领起义军南下广东，在后面追的是张发奎，而在前面拦截的，就有李济深部的薛岳。

　　让薛岳彻底转向“”的是广州起义，当时张发奎、薛岳已投入到汪精卫的反蒋阵营中，没想到广州“后院失火”，导致薛岳从此对人生出了成见。

　　再后面的故事，就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了，桂系和张发奎组成了张桂联军，但战绩平平，受阻于湖南，没能参与到中原的战事。

　　中原大战后不久，薛岳开始对无休止的内战心生疲倦，于是选择了避世香港，远离纷争。

　　一是因为曾和薛岳在张发奎军事的吴奇伟，已经投靠了陈诚，他成为了薛岳的引荐人。

　　二是因为陈诚和邓演达颇有渊源，邓是陈诚加入革命的“领路人”，也是陈诚能在黄埔任教的引荐人。而对于薛岳他们那一批人来说，邓演达是某一些程度上的精神领袖，于是便生出了和陈诚的一份亲切感。

　　1933年，陈诚的“土木系”已根深叶茂，颇得蒋介石的器重，为准备第五次“围剿”而举办的庐山训练团，也在陈诚的主持下展开。

　　蒋介石是个亲疏观念很强的人，他对薛岳的信任，还有一个原因是“夫人政治”。

　　薛岳的夫人叫方少文，是海南文昌人，宋美龄的老乡，两人因此而结拜为姐妹。这样一来，薛岳和蒋介石就“亲”了许多。

　　说起蒋介石“嫡系中的杂牌”，更有名的是卫立煌，他的情况也和薛岳一样，夫人在留学美国期间，和宋美龄的关系颇深。

　　而且，这两位夫人都死得比较早，相应的，薛、卫二人和蒋介石的关系也由此转淡。

　　薛岳是军中，比较难得的，能从“杂牌”走到“嫡系”的将领之一。他的“亲共”和“反蒋”历史，对于地方军阀有一定的“迷惑性”，而他的“土木系”和“夫人政治”背景，又让那时的蒋介石对他有足够的信任感。

　　红军开始长征后，蒋介石任命的“追剿军”总司令，不是薛岳，而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。

　　蒋介石当时的盘算是，何健会是所有军阀中，围堵红军最积极的一位，因为他杀害了许多人（包括杨开慧），和红军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。

　　但薛岳一开始对这个安排感到愤愤不平，因为他被任命为第二路“追剿军”司令，理论上要听令于何健。于是，蒋介石给薛岳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让他“顾全大局”，并和盘托出了真正的战略意图：

　　西南诸省久罹军阀鱼肉人民之苦。此次中央军西进，一面敉平匪患，一面结束军阀割据…匪行即行，匪止即止，堵截另有布置。

　　正是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，薛岳跟了红军一路，但大规模的接战只有一次。这次战斗发生在红军二渡赤水，再战遵义之后，也就是说，红军突然杀了个“回马枪”，这才和中央军碰上了。

　　所以，薛岳在“追剿”长征时立的功，都与红军无关，而是因为比较好地完成了“结束军阀割据”这个任务。

　　红军强渡乌江的时候，薛岳正在往贵阳赶；红军在遵义开会的时候，薛岳已经急行军赶到了贵阳。

　　“贵州王”王家烈在哪呢？他留了一部分人马在乌江阻截红军，自己也正在去贵阳的路上…

　　事实上，在红军强渡乌江前，薛岳和王家烈见了一面，两人没商量出啥具体对策，然后就各自开拔了。只是王家烈不知道，薛岳和他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然后，比他跑得快。

　　就在薛王会晤前，蒋介石给薛岳发了封电报，关键的一句话是：乘黔军新败之余，以急行军长驱进占贵阳。

　　这还能说什么？某一些程度上来看，对来讲意义重大的遵义会议，是蒋介石“一手贡献”的。

　　薛岳占领贵阳后，蒋介石故技重施，将云南的龙云任命为“追剿军”总司令，薛岳继续担任第二路总指挥兼贵阳“绥署”主任。

　　这个时候薛岳表现出了过人的一面，他没有因龙云将他拒之门外而生气，反而大度地和龙云义结金兰。

　　这一“拉拢”手段在几年后给薛岳带来了好处，抗战期间，龙云把滇军的大部分主力都划归给了薛岳指挥。

　　1935年12月，薛岳率部进攻川西要地荥阳，次年2月，在红军手中夺取了与荥阳相邻的两个县。

　　这是薛岳在与红军作战中的一次胜利，但对方不是已经北上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，而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。

　　因为薛岳的这次胜利，“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，至此宣告破产。”（回忆录）

　　战事结束后，薛岳在川西留了一阵子，筑堡修路、补充兵源、收买当地土司，直到6月份才离开。

　　他的一系列举措，削弱了刘文辉对川西的统治，为后来蒋介石将势力渗入四川打下了基础。

　　这就是薛岳立功的原因，蒋介石从“追剿”红军一开始，就把目光盯在了“西南诸省”上，毫无疑问，薛岳所交的“成绩单”是出色的。

　　薛岳身上的“标签”，除了“长征追随者”，还有一个是：抗日战将。另外，他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徐州“晋绥总署”主任（早于顾祝同和刘峙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